承远大师，唐代莲宗第三祖，四川汉州（今四川绵竹市）人。大师自幼禀赋聪慧，宿具灵根，少时潜心研习儒家典籍，年岁渐长、阅历加深，对典籍中的义理渐生疑窦，常生 “惊礼乐之陷阱，觉诗书之桎梏” 的感悟，内心迷惘难释，不知人生归趣。直至某日偶闻佛家尊胜真言，顿觉豁然开朗，宿世善根，于焉开显，遂毅然舍儒从佛，立志寻师参学，求索大道。

承远大师初于成都，师从唐公学法，后又赴资川（今四川资阳县）追随诜公深造。二十四岁时，他离蜀东行，入荆州玉泉寺，依惠真律师剃度出家；后遵师命前往南岳衡山（今湖南省衡山县西南），从通相律师受具足戒，并于其座下深入研学经律，奠定坚实佛学根基。

唐天宝初年（公元 742 年），大师听闻慧日法师已离京赴广州弘法，当即远赴拜谒，诚心求法。慧日法师即当朝钦赐 “慈愍三藏”，曾西行印度十三载，遍历七十余国，途中历经艰辛更添厌离之心；抵北印度健驮罗国时，于山中观音像前绝食礼拜，感得菩萨现紫金色相摩顶开示，自此矢志专弘净土。见承远求法恳切，慧日法师谆谆教诲：“不可独善其身，当以念佛一法自利利他，广度群生。” 遂授予《无量寿经》，劝令严持净戒、专修念佛三昧。自此，承远大师顿息诸缘，一心归向净业，立下终生弘传净土的行愿。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承远大师返回南岳衡山，于山之西南岩下结庐而居，取名 “弥陀台”。居处极简，仅置经像供事；生活更是清苦，饮食随缘：有人供养则坦然受食，无人供养便以野果草木充饥，甚者采食土石泥沙；衣衫褴褛，唯求蔽体御寒。

大师身形羸弱、面覆尘垢，日常亲力负薪挑水，往来操劳。慕名求道者初见之，多误以为是寺院侍者而轻慢，待打听后方知竟是大师本人。然承远大师甘守清贫，万缘放下，日夜精修般舟三昧，终证念佛三昧，修行中常感极乐圣境现前，道心愈发坚固。

彼时，后被尊为莲宗四祖的法照大师，正于庐山修持禅定。一日入甚深三昧，神游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身侧侍立一位衣衫褴褛的僧人，遂上前问询，佛告之：“此乃南岳承远法师。” 法照出定后，即刻启程前往衡山拜谒，见大师容貌身形与定中所见分毫不差，当即悲喜涕泪，诚心折节受教，自此由修禅转向专修净土，成为承远大师门下极具影响力的弟子。承远大师的德行感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承远大师不仅自身修持精严，更以殷殷之心弘法济世，善顺机缘教化众生。凡有求法者，他必先引导其建立中道正见，再随根器施以权巧方便之法；为劝勉众生念佛求生净土，更亲手将净土经要、弥陀圣号书写于街巷之间，镌刻于山岩溪谷之上，苦口婆心，循循善诱。

远近信众闻其德业，皆自发背负布帛、砍伐木石，齐心合力为其营建寺院。大师对此既不刻意拒绝，亦不主动营求，任随信众发心。寺院落成后，命名为 “弥陀寺”，建寺剩余的材木与资财，他尽数布施给饥寒交迫、身患疾病的百姓。彼时追随大师学法的弟子数以万计，净土道风自此盛行四方，“南极海裔，北自幽都”，求道者络绎不绝。

唐代宗时期（公元 763—779 年），法照大师因德行高深被尊为国师，常于朝堂之上向代宗赞叹其师承远的至高德行。代宗皇帝虽身处京城，仍向衡山方向遥相顶礼，深知大师德行超凡，不可随意征召入京，遂特赐弥陀寺 “般舟道场” 之号，以彰显其道风卓绝。

其后，唐代文学大家、衡州刺史吕温为大师撰写《南岳大师远公塔铭记并序》（收录于《吕衡州文集》），永州司马柳宗元亦作《南岳弥陀和尚碑》（收录于《柳河东文集》），二文皆刻石立于弥陀寺侧，详述大师一生行迹，颂扬其不朽德范，为后世留下珍贵记载。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 802 年）七月十九日，承远大师自知世缘将尽，弘法使命已毕，先向弟子们开示教诫，叮嘱众人坚守净业、广利众生；随后亲自洒扫居室，整理衣钵，结跏趺坐于法座之上，恬然面西安详示寂。大师世寿九十一岁，僧腊六十五年。

弟子们遵其遗愿，将遗骸荼毗后，于弥陀寺南岗营建灵塔供奉，以志千古。承远大师一生专注念佛实践，不图著作传世，未见有文献留存，然其净土思想全然融于身教与言教之中：严持净戒、清净自活，苦修般舟三昧、成就念佛胜果，以自身行持垂范，广劝众生念佛往生 —— 这正是大师思想最真切的写照。

承远大师以一生清苦坚行，为后世佛子树立了 “以行证道” 的修行典范。其净土精神并非仅留存于碑铭与经文之中，更透过无数后学的念佛声，代代绵延不绝。正如后世赞颂所言：“羸形垢面侍弥陀，般舟苦行世难堪；念佛一法传净教，道风四海永流传。”祖师之道虽历经千年，仍与弥陀光明相融，照彻今人修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