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天台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应该就是“五时八教”，他不仅代表了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同时，藏、通、别、圆四教更是含括一切佛教经典教义，可以说，天台教法的展开，就是以五时八教为脉络而成的。

五时即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八教则分为化法四教与化仪四教。五时是将佛说法按时间上划分，八教则是从说法的内容与方式上区别。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大小乘经典相继被译成汉文，面对数量庞大，内容不一的经典，中国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将之有系统的整理、判释，这被称之为判教，五时八教即是判教的一种。

说到判教，天台不是最早的，早在智者大师之前，就有刘宋时代道场寺高僧慧观法师根据《大般涅槃经》的牛乳五味以及受南北朝当时流行的顿、渐思想之争的启发，创立“二教五时”说，这应该是我国南北朝时最早展开判教的先驱。他将一切经典分为“顿教”、“渐教”两大类，由“渐教”中又分出五时，以此表示佛陀循序渐进的说法。

此后，诸如地论、摄论等各家论师纷纷展开各自的判教方法，在当时形成一股思潮，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十家，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卷十中将之归纳为“南三北七”。判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智者大师身处南北朝末期，当时各家判教纷纭，受当时判教思潮的影响，不可避免的，智者大师亦对此多有关注，因他所学所修都依于《法华经》，便以《法华经》圆教思想为立足，指出南北十家判教的不足之处，就此建立自家的判教体系。

五时八教的分判，是智者智慧与修学的结晶，思想的形成，最主要的可见于大师所讲述的《法华玄义》文中，第十卷他在解释五重玄义的“教相”章中，为了阐述《法华经》的纯圆独妙，以及方便对《法华经》与其他经典作区别，他提出“教相三意”的说法。

文中说：“教相为三：一、根性融不融相；二、化道始终不始终相；三、师弟远近不远近相。”其中在第一根性融不融相中，智者大师依据《大般涅槃经》牛乳五味，用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五味，來比喻说法的五个阶段，这是五时的形成。

又在第二化道始终不始终相中，讲述如来说法虽多，但不出渐、顿、不定、秘密四种，这是化仪四教。若再综合《法华文句》、《四教仪》中所阐述的藏、通、别、圆四教，化法、化仪八教的判教内容也就形成了。

五时八教的名目，在智者的《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等著作原文中也已有谈及，如《法华玄义》卷十中，他说：“故次《般若》之后，说《华严》海空，齐《法华》也，亦第五時教也。”以及“四教从转法轮已来，时节节有异，今以转法轮来八教通之。”

《摩诃止观》卷七中说“教门纲格，匡骨盘峙。包括密露，泾渭大小，即是渐、顿、不定、秘密、藏、通、别、圆。若得此意，声教开合，化道可知。”

智者大师的著作中，五时八教的名目虽然已经形成，但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真正将五时与八教两者结合，形成名相，则是从荆溪湛然法师开始。

湛然法师在他的《法华文句记》、《法华玄义释签》和《止观辅行传弘诀》的著作中将五时八教作为结合名相来使用，如《法华文句记》中：“种种之言，亦不出五时八教”；《法华玄义释签》中“五时八教，故云种种”；《止观辅行传弘诀》中“乃至五时八教，一期始终”。

湛然法师以后，五时八教就形成固有名词了，在后来的《天台八教大意》一书中，更是将八教规范化，以顿、渐、秘密、不定为化仪四教；藏、通、别、圆为化法四教，合称天台八教。

而宋代高丽谛观法师撰《天台四教仪》，更将五时与五味进行一一相对，认为“是为五时，亦名五味”，同时，还将五时与八教配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说智者大师的判教核心是五时八教，从而将之推向一个高点。

《天台四教仪》中说：“天台智者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此后，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随着《天台四教仪》一书的广泛流传，五时八教的说法广为人知，成为天台宗判教思想及教理教义的一个代名词，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