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佛教僧团，僧人遵循传统的乞食制度，物质生活非常简朴。而中国传统的寺院，经济来源主要靠信徒的布施。同时，寺院早晚普佛，为信徒消灾或超度，也能获得一些供养。除此而外，许多寺院还拥有山林、土地等寺产，尤其是禅宗寺院，地处山林，僧人通过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农禅并重。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训，便是禅家生活的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处名山大川的寺院都成了游览景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寺院的经济收入。除经忏佛事和信徒供养比以往更丰厚之外，寺院又增添了门票和服务行业的收入。寺院收入因此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并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即使没有信徒的供养，也能维持寺院的基本开支。

寺院收取门票的确是我国大陆“文革”后寺院恢复宗教活动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其中涉及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十年浩劫中，只有一部分寺院作为名胜古迹保留下来，并转入文物和园林管理部门，成为养活许多职工的国家事业单位。因此，寺院收取门票是“文革”后遗症之一，是一种扭曲的现象。但从当时来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宗教政策落实以来，许多寺院虽被教界逐步收回，但大部分又被当地政府列为旅游景点开放。这就需要招收大批工人以维护环境卫生及管理方面的工作，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而寺院大多为古建筑，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维修资金。仅这两项，没有门票收入就无法维持。否则，寺院的旅游业恐怕也就无法展开。事实上，不仅是佛教的寺院，包括道观、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往往也同时是开放的景点，也都在收取门票。

作为寺院来说，如果能够将这样的收入合理支配，除保障寺院维修等各项基本开支外，将多余部分用之于慈善和弘法事业，以此造福社会，那么门票也算是用得其所。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到寺院的有相当部分是游客，大多还没有支持公益事业的觉悟，买一份门票，也可作为间接的参与。

服务行业是旅游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寺院所特有的。宗教政策落实之初，寺院刚从有关部门接收过来，管理工作尚未到位。于是部分寺院便让僧人直接参与服务工作，这种现象至今还没有完全杜绝，尤其是在一些内地寺院。如果僧人长期从事服务工作，僧宝的形象能建立起来吗？而频繁接触社会，自身修行更会受到一定的干扰。因此，僧人直接从事服务行业，绝对是不合适的。

如果从方便大众的角度出发，寺院成立一些相关的服务行业，由在家信徒来从事经营，倒也未尝不可。同时，寺院也可将此作为弘法的一种方式，如以素食馆来推广素食，以佛经流通处来普及佛法，但决不能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传统的经书流通方式主要是捐款助印和结缘流通。佛像代表着佛宝，佛经代表着法宝，自然不能以世间的金钱来衡量，更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但捐款助印和结缘流通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基本只能面向教内的信徒。设立佛经流通处，可以使更多的人有缘接触佛法；而收取一定的工本费，也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经书流通。再者，现代人有这样的心理，对于免费赠送的法宝往往不知珍惜。所以现在的佛经流通，除免费赠阅的传统外，也开始采取有偿流通的方式。对有些人而言，佛经通过结缘的方式才能保有它的神圣性；对另一些人而言，唯有花钱请来法物才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免费还是收费，而是看出发点在哪里，看采用哪种方式的弘法效果比较好。只要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不妨两种方式都用。

寺院的经济独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应该是件好事。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出家人就不必为衣食操心，能够安心办道，而寺院也有实力从事弘法事业。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独立并不是凭空而有的，而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僧人必须忙于应酬、接待、管理等各种相关事务，不仅影响到个人的修学，也影响到整个僧团的精神面貌。

另外，寺院的经济独立，也使得僧团摆脱了对居士的依赖。在以往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僧团与社会乃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就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并促进了佛教的健康发展。台湾教界之所以能将弘法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大有竞争之势，经济不能自给也是原因之一。只有道风和修行好，弘法活动开展得好，寺院才能吸引更多信徒；而信徒多了，供养丰厚了，又能促进弘法活动的开展。相反，大陆的很多寺院经济非常独立。因为寺院拥有独特的人文及自然资源，所以通过旅游及服务行业来获得经济收益，显然要比开展弘法活动，以良好道风来吸引信众供养更直接、更简单。于是从事旅游及服务行业反而成了某些出家人的基本职责，从而忘却了出家人“弘法为家务”的本份。需要警惕的是，长此以往，很可能使僧团失去教化社会的功能，从而丧失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成为一个世俗的团体。

走向社会与世俗化是两个问题。关于这一点，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僧团的根本职责是什么。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避免世俗化的倾向，而在保持佛教主体性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僧人不仅要追求解脱，更要担当民众的精神导师。正因为如此，僧宝是人间福田。僧伽布施信徒以法，施主供养三宝以财，这就使佛法有更多的机会普及到民间。而僧伽在接受供养的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对社会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在南传佛教地区，佛教非常普及。过去我们总以为，小乘佛教只是自了汉而已，唯有大乘佛教才能普度众生。事实上，在泰国、缅甸等地，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汉传地区。究其原因，应该和僧团依赖于民众的供养有相当关系。所以，僧团依赖供养而生存，对佛法的推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在佛教中，比丘又名乞士，顾名思义便是以乞食为生：一方面是乞食以资色身，一方面是乞法以资慧命。而证得阿罗汉果位才为应供，即有资格接受供养的人。相比之下，凡夫僧为了资养色身，堪能办道，当以惭愧心接受供养。

从另一角度来说：只要是真正追求解脱的出家人，就可以接受供养，因为他们已放弃世俗追求而献身于觉悟之道。在早期的印度，各种宗教师大多奉行乞食的方式，而沙门乞食是倍受人们尊重的。但如果出家发心不正，不能住持并弘扬佛法，而又品德恶劣或贪着供养，这种人就没有资格接受供养。

经忏是诵经和忏悔的结合。佛教传入中国后，祖师大德们依据大乘经典中的忏悔法门编写了很多忏法，以此作为个人修行的前方便。因为罪业不曾忏净之前，修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障碍。其后因民众的需求，经忏也逐渐开始用于为他人祈福消灾或超度亡灵。这本是僧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并非贸易关系，更非生财之道。

但随着这种需求的普及，经忏也逐渐变质。教界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经忏活动的经忏僧、经忏道场，以此谋取利益。久而久之，不仅会荒废自身的修行和道业，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沾染商人习气，甚至由追求解脱转向追求金钱。经忏道场多半道风不好，僧人腐化现象也非常严重。所以说，将经忏作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是违背佛教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