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五位佛门皇帝

发布时间:2012/07/18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西汉,早期乃是在上层皇族贵族阶层流行,并伴随特权阶层的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最终融入到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历史上信佛好佛倡佛的皇帝很多,这里列举的是与佛门最有渊源的五个。

一、萧衍(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出生于齐皇室家族,自幼博读经书,“洞达儒玄”(《梁书》卷三)。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西邸集会名僧居士,讲经说法,当时年轻的萧衍就常游其门下,为子良门下“八友”之一。萧衍后来废齐建梁后,极力提倡佛教,且身体力行,使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达到了鼎盛。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他的带动下,梁代王公贵族纷纷仿效,捐资建寺,一时寺院剧增,仅健康(南京)一处就有五百余座,全国则有二千八百余座,较大的寺院往往周宇环绕,延袤数里,有若天宫。唐代诗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对京城健康佛教盛况的形象描写。除修建寺庙以外,萧衍还热衷铸造佛像、举办无遮大会等活动,他曾为证明自己虔诚信仰佛教,还先后四次“舍身”佛寺“为奴”,脱下皇袍,穿起法衣,为僧众执役,自愿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每次皆需群臣苦劝,并“以钱亿万奉赎”,于众僧默许后,方还皇宫(见《南史》卷七,《建康实录》卷十七)。

萧衍对于汉地佛教又一重要影响,即明令僧众禁断一切肉食,规定破坏此戒者将以僧法、国法处置。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还身体力行,从此不吃肉,不喝酒,晚年时候更是一天只吃一顿饮,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自此以后,素食便成为汉地佛教生活的一大特色;寺院僧尼一律素食,在家信徒也自觉素食。

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诗词歌赋,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著称,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这种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笃信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急功近利,贸然北伐,最终亡国身死。如同后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叹息之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

二、杨坚

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转引自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因此,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九)。

汤用彤先生曾言:“宣、静二帝之复教,疑实出丞相杨坚之意。故佛法再兴,实由隋主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中华书局,1983,393页)。由于北周武帝的禁佛政策,隋朝初期佛教尤其是在中原,已经面临存亡问题。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佛教复兴,他也为推进佛教在中国的正式化,国家化,制度化方面出力。此外,隋文帝在五台山大建佛寺,使其成为了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少林寺曾经一度毁于北周,经隋文帝重建,得以复兴。

三、武则天

如果说杨坚是尼庵里长大的皇帝,武则天则可以称佛门里走出来的女皇了。她出生官宦之家,14岁那年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武则天走出唐宫,来到感业寺,削发为尼。这当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不久之后,爱慕已久的高宗就将其接回宫内为妃,后又册封为后,开始参与朝政,直到后来垂帘听政,以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帝,成为女主。

武则天时期佛像雕塑技艺达到了高峰,龙门石窟就是典型代表。甚至有人猜测,其中最有名的那座卢舍那佛像就是武则天本人。80卷《华严经》译本也是武则天亲自作序。武则天奉佛,更多的目的是为自己广积功德,她个人似乎更偏好道教,从其“玄元皇帝”的封号中大致可知了。

四、顺治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传说,说顺治帝因爱妃董氏的病逝而心灰意冷,认为“四大皆空”,无所依恋,便舍弃江山,跑到五台山上剃度修行。顺治是否真正是出家为僧,乃是一个疑团。不过顺治好佛,沉迷佛教则是事实。史载顺治确实曾在宫中落发,意欲出家,后被劝阻。接着,又特命近侍太监吴良辅作为替身,替他出家,到悯忠寺为僧。

顺治佛缘深厚,他曾说“朕前生的确是僧,今生每常到寺,则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放不下,朕于财宝固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顺治算得上是一个至性的佛门皇帝。如他的诗所言“吾本西方一衲子,无奈落入帝王家。”

五、雍正

清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和佛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雍正无疑是其中佛学功底最为扎实的。

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礻真,自号“圆明居士”,另号“破尘居士”,常以出家人自居。其为雍亲王时就潜心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被封为亲王以后,更加认真,公然在王府中领导少数臣工,学佛参禅。雍正三十三岁这年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支香,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当时章嘉国师评为只是“如针破纸窗,从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於当年二月“复结制于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遂又问证于章嘉国师,章嘉国师认为这“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应该更加勇猛精进。于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1712)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後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於此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这一年雍正三十四岁,从此雍正自信在禅宗已经就是直透三关的禅者了。

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雍正在阅读《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后,于雍正十一年(1733)编选并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雍正御选语录》包括《正集》(附《外集》)、《前集》、《后集》等数篇,雍正帝于篇首各序其旨,谆谆提示,“专欲学人真参实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见,如象渡河,脚踏实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万行,切莫仍向此中转求口头滑利也”。《雍正御选语录》的刊行对于振兴宗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雍正帝除了编选讲经传法的语录,著书立说之外,还大力修缮古刹名寺,比如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浙江绍兴报恩寺、浙扛普陀山都曾在雍正年间得到修缮。同时雍正帝还重用高僧大德,雍正帝则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在森严的紫禁城内为他安排了专门住所,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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