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欢喜与不欢喜》

佛弟子文库  繁體字   作者:星云法师  2010/06/2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小时候我和其它人一样,也有喜恶之情。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舍昼夜地去做;逢有不喜欢的事,则弃之如敝屣。有一天,我的师祖卓尘长老和我说:「你喜欢的事情,固然要去做,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你不喜欢的事情,如果对他人有益,你也一样要发心去做。」从此我开始努力尝试著去做一些虽然不是自己所喜欢,却能利益他人,与人为善的事。

出家以来,我一直不擅长佛门很重要的经忏佛事,但是为了帮忙远地的师兄,我常常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天走上一百多华里的路程,只为了赶赴一场超度佛事。如是达数年之久,我经历不止百台的焰口法会。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学会了各种楗槌梵呗,也熟悉了法会忏仪的程序,少年初学的我,由此体会到佛教自利利他的方便所带来的法喜。然而对于当时一般寺庙赶赴经忏、度死重于度生的情况,我始终不以为然。

二十一岁时,我担任南京华藏寺监寺,虽然订定了各种新的寺规,但是为了促进与旧僧之间的融和,以达到改良陋习的效果,对于经忏佛事的频繁,我还是保持容忍的态度。来到台湾后,我矢志从事佛教文教工作,宁受饥饿贫困,也不稍改初衷。在三十年前,我创办寿山佛学院时,为了筹措资金,我也曾打破往例,在太平间通宵达旦为亡者诵经超荐,我不觉得勉强,也不以为辛苦,因为我是在为众生累世的慧命募集道粮。如今眼见一所所的佛学院成立了,数以千计的佛子在毕业后为佛教奉献心力,我深感欣慰。

我向来没有音乐素养,也毫无高歌吟唱的雅兴,但是为了使正信的佛法能在宝岛顺利地弘扬开来,我将满腔的弘教热忱一倾而出,写成诗词,请人谱曲,我还组织佛教圣歌团,延聘老师教唱,到各地去高展歌喉,居然广受欢迎,而深奥幽玄的法义就在轻快悠扬的乐声诠释下,迅速地深入人心。后来,我又陆续举办佛教梵呗歌唱比赛,以及梵音海潮音演唱会、录制佛教音乐唱片、发行录像带,也都获得了广大的回响。我以身体力行证明了,即使不喜欢「哆雷咪」,不认得「五线谱」,只要有心,也能以乐曲歌声为佛教作法音宣流。

自从学佛以来,我一直发愿生生世世来此娑婆度化众生,因此,虽然在念佛方面曾有愉悦忘我的心得,但向来不以「往生西方」作为自己的修行诉求。然而,刚开始在台湾弘法时,为了度众的方便,我也曾于各地遍设念佛会,并经常主持佛七法会,开示念佛法要,如此持续近三十余年之久。当初因念佛因缘而皈依三宝的信徒,后来不是投入佛门披剃出家,便是成立佛化家庭,他们积极参与各种佛教活动,对于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有著莫大的贡献。念佛修行不但庄严了彼生的莲邦,也净化了此生的娑婆。

我曾在大陆金山寺、天宁寺的各处禅堂参学,在禅七中,我虽然曾经体会甚深禅悦,却不主张槁木死灰般的宴坐冥想,我以为真正的禅味源自心头,而非枯坐。尽管如此,为了摄受不同类型的众生,我不但举办了多次的禅七法会,并且在短期出家修道会、教师佛学夏令营、大专佛学夏令营等活动中,开办禅坐课程,藉著这项活动,也激起不少学员的向道之心。目前佛光山正在筹建大型的禅堂,我希望藉由正确的修禅调心,能使整个社会更趋于祥和安乐。

过去,一位密宗的仁波切曾对我说,学密要有十年显教的基础,否则容易走火入魔。后来,我入世布教,也不倡导修密,但是,我并不予以排斥,我反而主办显密佛学会议、禅净密三修法会,我想藉著这些活动,来促进各宗派彼此的了解,团结佛教的力量,以达到益世度众的成效。

我自幼家境贫寒,出家以后,在丛林参学,物质更是缺乏,不但经常三餐不继,不得温饱,身上的衣袜也尽是捡同参道友们千疮百孔的旧物来穿著。在如此艰困的生活下,久而久之,遂养成我不上街购物的习惯;但是,当我领队至澎湖等离岛布教,或者率团到国外弘法时,为了广结善缘,给人欢喜,我总是率先掏钱购买当地小贩兜售的纪念品。虽然每次回来总是为了处理这些粗制滥造的物品而伤透脑筋,但我还是乐于随缘布施。

丛林十载,在严苛的教育薰陶下,我惯于逆来顺受,并且乐于与人配合,我不喜欢孤立,更不爱作领导人。可是,当我初来台湾时,却备受长老们的打压,他们拒绝我们挂单,不采用我们的投稿,我只好认清时务,自求充实。数十年来,我不怨不悔,为佛教肝脑涂地,培养人才,创办各种事业,却屡遭同侪排挤,或许我和他们的宗门素无渊源,或者我不是他们的同事同学,他们甚至想尽法子,阻碍我代表出席世界性的佛教会议,自忖教界四分五裂,缺乏共识,何能奢言团结共勉?为了佛教的发展,我唯有孤军奋斗,为佛教开创另一片天地。

承蒙信徒的厚爱与支持,在多年的辛勤耕耘下,我们将佛教从国内各地带向世界五大洲,如今,我拥有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公民证书,也蒙赠市钥,连四十年来与我有缘无分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也将我拥上荣誉主席的宝座。对于这些名位,我向来不忮不求,但是当众意难违时,我也乐意为了佛教,当仁不让地接受殊荣。一九八五年,我毫不眷恋地将佛光山交给我的弟子管理。一九九二年,我又本著舍我其谁的精神,组织国际佛光会,期使佛光能普照寰宇,造福人群。

我年少时就在深山古刹中参学,听惯了松涛拍岸,鸟叫虫鸣,看尽了夏涧秋谷、春花冬雪,在自然的怀抱中陶冶长大,我不喜欢使用繁复冰冷的机械,但是,当经济较为充裕时,我却买了一些录音机、照相机送给需要的人,好让大家共享一份文明的喜悦,而我自己却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大陆的乡亲特别喜爱电视机,我也满足他们的希望,尽量购买,并且从香港雇车运到内地,分赠邻里故旧,后来,由于需索太滥,我才予以节制。我的弟子们基于尊敬师父,常供养我一些自动化的电器用品,只可惜我过惯了简朴的生活,不喜欢操作按键,也只有转赠他人。

我原本生性内向,不喜多言,我乐于宁静自处,观察思惟,然而当我踏入红尘浊世,发觉世间需要佛法的滋润时,我不再沉寂无声,闭关自守,我开始走进社会,接触群众。我一改羞怯的本性,在台上讲经说法,在台下接引信众,以佛法真理唤醒迷惑的众生。四十年来,我日日与群众为伍,我没有自己房间的个人锁匙,我没有一封不可给人看的信函,我没有不给人知道的行踪,我时时刻刻都属于大众所有。我虽然牺牲了个人独处的时间,但是也因此长养了我些许的慈心与愿力。

所以,我闭过关,但我不主张一定闭关修行;我曾持「过午不食」,但我不主张一定过午不食。我认为真正的行者,应该是人间的菩萨,以社会大众为第一,不必把自己生活上衣食住行的问题看得太过重要。尽管如此,我并不拘泥己见,我不但建立了几座设备完善的关房,还曾经帮别人护关,并且亲往探视正在闭关的后学,指导他们所遇到的障碍。

我从小吃惯了粗茶淡饭,再加上生性疏懒,连三餐都崇尚简便。平常,我只要有一碗茶泡饭、一道小菜,心中就感到非常满足。可是我每到一地弘法,信徒总是热忱供养佳肴果蔬、琼浆玉液,往往前一餐的饮食还未消化,第二餐的邀宴又接踵而至,如是周而复始,心中常引以为苦,为了给对方欢喜,我只好勉强自己的不喜欢,接受邀请。假如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不喜欢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在弘法访问中,第一苦是宴会,第二苦是照相,第三苦是周围都是人,连要去厕所方便都不方便。但是看到信徒的虔诚欢喜,就算自己不喜欢,也实在不忍拂逆。

弘法行程中的送往迎来也是一苦。我向来害怕惊动别人,所以喜欢悄然来去,然而往往事与愿违。记得四十年前,我住在宜兰及台北,每次南下到高雄讲经时,信徒总是请了乐队,一路吹打,浩浩荡荡地到火车站来迎送,后来为了避免路人讶异,我只得改搭夜车,信徒还是不辞劳苦,赶来接送。直到现在,所到之处,无论是国内、国外,无论是城市、乡村,善男信女的隆情厚意依然有增无减,他们或持鲜花素果顶戴相迎,或请警察车队一路护送。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俄罗斯成立佛光会,廖泓毅先生竟然请了六名秘密警察,护送我到圣彼德堡,一路来回,不离我半步。看到大家为我如此辛苦忙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可是想到自己如果一味拒绝,也不尽合乎人情,所谓「欢喜与不欢喜」,只得随缘。

我一向拙于书法,也不喜欢被人拍照。但是见到信徒欢喜的容颜,我总是打从心里高兴起来,因此当有人索取题字或要求合照时,我总是有求必应,给予种种方便。只是,往往答应下来,就欲罢不能,一次挥毫数十张是常有的事,而照相的人更是一波一波,络绎不绝,虽然腿酸脚麻,我也都恒顺众生,忍耐接受,不能想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青年时,我目睹军阀违法乱纪、政客胡作非为,心中痛恨不已,因此对于政治素不喜好。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出家人秉持佛陀的慈心悲愿,凡有利于众生者,应该不计个人利害,为所当为,是以我建言开放民主的门槛,我力倡促进两岸的和谐。当弘法因缘成熟时,前来听经请法者,不乏军政人士,我以常礼待之,从未逾越出家人本分,无奈却因此在报章上与「政治」相提并论。虽然如此,我自忖问心无愧,故也不以为意,再说国家社会若能因此在正法的引导下政通人和,人民安和乐利,也未尝不是好事啊!我无意出仕干治,但是我愿本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为全民谋取福利,将「喜欢与不喜欢」置之度外。

记得以前我出席佛教会议,一些与会者只要一见到我起身发言,便面色凝重,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性喜改革的激进分子。其实,我相当保守,也很执著传统,我曾建议信徒应为佛教所有,教产应为教会所有,我曾倡言佛教应有统一的制度,我也希望国家和人民的典礼规范,应以佛门为准。我一直用心研究古德制定清规的用意,但是,我也本著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发展佛法事业上力求突破。我以为,我们不应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以现状为满足,因此,我改良弘法讲经方式,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推动国际佛教,以前瞻性的思想课徒教众。为了佛教的前途,为了众生的福祉,我觉得佛子们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太计较一己的「喜欢与不喜欢」。

我不喜欢出名,但是近二十年来,我颇受盛名之累;我不喜欢理财,但是我必须为了佛教的建设而运筹帷幄,周转募款;我不喜欢计较,但是我不能因循苟且,积非成是;我不喜欢权力,但是我理应为了正义而主持公道。我奉行老师的训示,以欢喜的心情,做了许多并非自己所喜欢的事,悠悠岁月,就这样过著人生。

那么,我究竟喜欢什么呢?我拥有动静两方面的嗜好,终以因缘不合,而埋藏心底,例如:

我自幼喜欢随手涂鸦,将见闻思想付诸笔墨,及至年长,我立愿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不意事与愿违,繁忙的弘法行程,使我不得不割舍我的兴趣。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一失必有一得,一得也必有一失,我从信徒闻法欣悦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现在,我努力培养佛教文化人才,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开风气不为师」;像依空、永芸等后进,不也是在延续我的喜好吗?

我才六、七岁时,就很喜欢游泳,能在水中数小时而不沉没,出家后最苦的事就是与游泳绝缘。我喜爱篮球等运动,在佛学院就读时,没有体育课程,我曾经偷偷地自制篮球架,因而险些被院方开除。刚到台湾时,民风保守,我带著学生去打篮球,不料学生却一直躲避。我非常感慨,我做学生时,老师不准我打球;我做老师后,学生不敢打球;我只有徒呼奈何!近五十岁时,我才在佛光山东山顶上建了一座篮球场,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了!每天傍晚,我与沙弥们抢球上篮,玩得不亦乐乎,美中不足的是,经常比赛到一半,侍者一声通报,我还得和著汗水,披上长衫,赶赴客堂去会见访客。近几年来,海内外奔波讲经,席不暇暖,我只好放下喜欢的运动,仍然和一些不喜欢的事周旋。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也正是社会乱象的根源。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发现宇宙相互依存的缘起真理,因而在华严会上呼吁佛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诚然,快乐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当众生仍在火宅苦海中挣扎沉沦时,我们怎么忍心耽于安逸?甚而还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呢?我毕生没有享受过自己的喜好,反而终日孜孜矻矻于自己原本不喜欢的事情上,但是我过得很充实饱满,法喜自在,这样的体验使我更加肯定了佛教牺牲奉献的人生观。

喜欢的,不一定是好的;不喜欢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好。人生在世,有时要牺牲自己的喜好,把兴趣转为责任,去做利益大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