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山棒，临济喝”，开创了禅宗宗师的“棒喝”教学法。临济义玄禅师是临济宗的祖师，他早年在黄檗禅师门下习禅，因此承袭了黄檗禅师严峻的禅风。印光大师虽是净土宗祖师，但教界公认他通宗通教，“教理极深”（虚云和尚语），“博通教义，兼达宗门，诚为一大通家”（太虚大师语），同时“品格高洁严厉”（弘一大师语）。

印光大师也常用呵斥的教学方式，使学人在闻喝的当下消除情见，提高觉悟，或断疑生信，或树立正知正见。所以，大醒法师赞叹说：“这真是古大德的风范。末世的佛门中又哪里有这等大匠。”《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中说：“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下举敬举几例，以见大师棒喝教学法的风范。

清末翰林，江西彭泽许止净居士，1922年前往普陀山，礼觐大师，以所撰的《礼观音疏》进呈。（《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前，载疏全文。）内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便意其尚未断荤。乃问，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何能感化他人。”厉声大吼，许居士欣然乐受。不但毫不介意，实在心悦诚服。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净土圣贤录》，自愿助成。于见面受呵之慈训，表示万分感激，叹为名不虚传。老人见其知见纯正，文笔超妙，尤且虚怀若谷，殊为末世罕有，遂请编《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

窦存我居士回忆说：“大师自奉极简。每饭只粗菜一碗。吃完以馒头将菜碗擦净食之。或以开水荡洗饮之。在报国寺时。有一次因菜中用酱油稍好。将明道大师大加呵斥。责其虚消信施。言我等道力微薄。不足利人。即施主一粒米。亦无法消受。哪可更吃好菜。我们看见大师自律之严。自奉之俭。和虚己的慈怀。想着自己在家骄奢我慢的习气。真是惭恨无地。我们侍坐于大师前。是一滴水也不许糟蹋的。我曾经将喝剩的半杯水。倒于痰盂中。大受喝斥。却是奇怪。我从那次被喝斥后。才似见到佛菩萨超情离见之境界。才领解了佛法的真意。才觉得平日昏肆的罪恶。

那一次的呵斥。是与我以大利益。终身不忘的。哎。大师的精严。佛法的高深。是到了如何程度啊。”（窦存我《闻印光大师生西僭述鄙怀》）

大师归依弟子王慧常（王柏龄将军）1936年冬大吐血一次。他回忆说：“时人命何只在呼吸间。然省察自心。一不慌张。二不恐惧。但觉佛尚未念好为憾。愈后。与一缁友。朝江浙诸山。至苏谒师。禀告病危时心理。师闻之。大喝曰。“汝若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什么叫念好。十念当往生。”聆言之下。生大感泣。师破去我自障矣。由是常生自信。我决定往西方。我决不再分段生死。我已是西方人。尔后凡作事动念。均以西方人况比。彼土圣众。有是行乎。有是念乎。不合者忏去。决不稍事容留。”（王慧常《追念我的师父印光大师》）

1922年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道尹黄涵之，汇印光大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赍送普陀，香花供养。德森法师自1926年起，在普陀随侍大师座下。历时已久，不知有政府赠匾额事，也未听大师提到过。后来阅马契西撰《印光大师传》，才知道这件事。他问大师匾在哪里？大师厉声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匾悬大殿，殊属无谓。此空中楼阁，子何问为？”原来殿高匾小，德森法师经行其下，亦未瞻及也。

上述例子表明，大师具宗匠手眼，能准确察知弟子的根器和毛病而施以教诲。弟子再能虚心受教，师弟之间就机教相合，弟子深受其益。大师针对学人的毛病，痛下针锥。能接受，就进步。反之，若误会，就会当面错过善知识的教诲。如大师有一位弟子温光熹在当时乱世之中想进入军政界得一官职，以便给祖先修祠堂，遭到大师呵斥。温居士未能领会，不得已，大师又给他开示：“光呵斥汝，乃是因汝不明而教导之，其言不切，则不能动汝之心。”

遇到善知识呵斥，我们应该记住大醒法师的话：“我几次受到他老的棒喝。非常庆幸。假使在别一个青年学僧。也许要误解受了印光大师的辱骂。可是亲近大善知识（此系真实的大善知识。非徒有浮名者可比）。应生难遭遇之想。”（大醒《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