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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圣严法师与天主教枢机主教单国玺的对话

圣严法师,单国玺  2011/02/22  繁体字  大字体  护眼色  听文章

日期: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地点:法鼓山台北安和分院

提问人:《联合报》记者王瑞伶、梁玉芳

与谈人:圣严法师(法鼓山文教禅修体系创办人);单国玺(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枢机主教)

大师的一生

问:非常高兴能邀请两位大师对谈,今天的访谈将分成三部分:一是‘大师的一生’,二是‘疾病与信仰’,三是‘真正的自由’。

两位一向深受国人尊崇,因此想请教,未来如果有人提起‘圣严法师’、‘单国玺枢机主教’,两位希望他们如何记得您们?

圣严法师(以下称师):希望别人怎么记得我?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对于历史人物,所能够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况且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都还是个问题。

虽然有人抬举我,说我是历史性人物,未来一定能在历史上留名。但是,即使在历史上留下纪录,也不一定能为后人所记忆,而且将来的人怎么看我、怎么记得我,可能有多种分歧的观点。即使是现在,大众对我的看法,一百个人也可能有一百种看法。

再说,未来也要盖棺才能论定,现在讲这些都是多余。人死之后,还去在乎后人是不是记得自己,根本毫无意义,也不重要。

单国玺枢机主教(以下称单):我认为自己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也不希望将来的人纪念我、记着我。不过,我希望人们能够记住我是如何用我的生命来为我的信仰作见证,也就是证明宇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超越的天主,还有它无私的大爱。

因为大爱,它创造了宇宙万物;因为大爱,它降生成人,住在我们中间,愿意与我们人类接近;因着大爱,它愿意把它永恒的生命传给我们。

我希望人们能够记住这些,记住我用生命为代价所见证、宣扬的基督大爱的福音。人们若能记得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就足够了。至于后人记不记得我,无所谓,我非常渺小,没有什么可让人记得的事情。

问:两位在宗教界德高望重,不论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经常向两位寻求生命的解答,特别是在生活上或者精神、信仰上有疑难的时候。请问两位,您们真的每一次都有答案吗?有没有答不出来的时候呢?

师:答不出来的问题应该很多,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并不是全知全能。而且有些宇宙之间的奥妙和不可思议之事,是无法解答的,何况我对宇宙的体验、对人生的经验,都不是非常丰富,所以不大可能解答所有的问题。

在佛教,就连创始者释迦牟尼佛也不解答所有的问题,譬如‘人最初是怎么来的?’、‘宇宙最初是怎么形成的?’等等。释迦牟尼佛所关心的、会去解答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处理遭遇到的生老病死等种种苦难?要如何从生老病死中得到解脱?至于宇宙初始、人类出现的问题,佛称之为‘戏论’。因为这些问题不去解答可能还好,一经解答,可能永远也追究不完。既然称为‘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不可议,也就无法解答。不可解答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问:在您印象所及,是否曾经很坦白地对自己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师:我遇到无法回应、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会反问提问的人:‘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因为通常提问的人心中已有看法,只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认同,希望我的看法和他的见解相同,也就是附议他的看法。

但也有的提问者,本身是没有答案的,他存着疑惑来问我,这时我会反问他:‘如果由你来回答,你怎么看?’这样给他一个激励、一个挑战,结果当事人原本模糊的思绪渐渐得到澄清,自己有了答案。

至于某些根本无解的问题,譬如每次选举时,都有人喜欢问我:‘师父,你觉得谁会当选?’我怎么会知道呢?就是参选人自己也不知道。除非这是一场没有竞争的选举,否则一定要等到选后,答案才能揭晓。像这种问题是没办法事先给答案的,只能说给一个预测,一个不可靠的假设而已。

单:首先,我承认我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全知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知识领域都画分得很清楚,也很仔细,譬如有自然科学、医学等领域,我不是样样精通,也不是每种都研究过,因此有的问题我不会回答。

对于宗教信仰,我虽然稍有把握,但是因为没有深入研究过所有的宗教信仰,所以很多问题也没办法回答。至于我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是终身的研究,八十多年来也按照这个信仰来生活,所以一般的问题还可以回答,但是有时提问者把宗教信仰当成是一种科学实证,要我拿出具体的证据来,这我就没办法了。譬如灵魂的存在、天主的存在、天堂地狱的存在等,这些与我们世俗世界完全是不同的层面,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神圣的、超越的,一个是局限的。以我们人类有限的智慧来探讨这些问题,并且还要求用实验的科技证明,当然没办法产生交集。

譬如天主的存在,天主是神,它没有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没办法丈量它,也没办法摸着它、感觉到它,但是我们人类有智慧,可以推理。

比方很多科学家说,宇宙的初始是因为大爆炸后忽然形成的,可是偌大的宇宙,有那么多的星系,彼此互相吸引、运作,秩序井然,有可能是自己产生的吗?简单如手表,只有几个齿轮转动,就把一天分成二十四小时,假使我们说它是自己忽然有了,大概谁也不相信,何况是宇宙呢?其实以现代人类的科技,也可以制造出大爆炸来,但是否也能形成像宇宙间无数的星系,彼此之间如此秩序井然?这是一个问题。又如原子,小到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但是它的阴电子、阳电子互相运转,也自成一个小宇宙。

我们存在的这个宇宙,大有大的奇妙,小有小的奇妙,而我们不相信一只可看到、可触摸的机械表是自己产生的,却愿意相信这偌大的宇宙、如此奥妙的秩序是忽然有的?因此,我们相信,有一个超越的神,是它创造了宇宙。

对于信仰,我们只能够用推理、用人的智慧来证明,没办法以科学的数据、测量,或者摸到、看到的方式来证明。假使要我用现在科学的实证角度,去证明神的存在、灵魂的存在,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因此我没办法用现在的物质科学知识来证明精神及宗教领域的事,这也就是有时我答不出来的原因。

问: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埋怨活在一个‘什么都可以相信,却什么都不能相信’的年代,大家看起来好像胸有成竹,但是内心却非常空虚。请教两位大师,要如何真实地活在当下?

师:在时间上,是有过去,也有未来,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这不是很空虚吗?但是如果只讲现在,而否定过去或未来,这也是错的。

以个人来讲,从父母生我们的那一刻开始到今天,就是我们的‘过去’;对宇宙而言,它的开始,就像刚才枢机主教所说,科学家提出是因为宇宙大爆炸而形成的,但是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据科学家的论点来理解,然而这些都有过去的。

过去的事,现在已经捉摸不到。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讲,譬如我的出生地,现在是在长江底,淹没在水中,看不到了。我七十来岁时,曾回大陆去看我童年成长的地方,那里的建筑、河道、树木、地形、地貌都变了,人也不认识了,如果有照片的话,过去只能在照片里看到,或是只能存在记忆中了。

而未来还没有来,只能够想像,但是想像并不等于现实。譬如我们到访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前,可能已经开始在脑海里想像那个地方的人、物和建筑,等实际到达以后,才发现想像与现实是有差距的。

因此,过去、未来都是虚幻的,活在当下、把握当下最重要。当下是什么?譬如我现在是个和尚,做一日和尚就要撞一日钟,我的责任是什么?职务是什么?工作是什么?所处的环境如何?位于哪一个时间点上?都不能跟这些脱节。我要把握我现在的生命、现在的环境,负责任、尽义务,也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把握当下。这样的话,我是非常积极的,不会空虚,不会落空,也不会失望。

人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梦想未来,结果未来跟梦境不一样,所以失望。活在当下是最快乐的,如果放弃现在,老是回忆过去或幻想未来,那现在就会落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桩事。

单:现代的青年什么都相信,又好像什么也不相信,我们该当同情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大环境经常在变,不断地接触新事物,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观都有,让人眼花撩乱,无法形成中心思想,甚至包括社会与学校教育等都是。实际上,人们过的是一种唯物无神的生活,所追求的都是让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青年们从小在消费主义的环境里长大,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要得到。而且现在的家庭孩子少,每个孩子就像个小王子、小公主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从小只想着如何满足自己,很少想到别人。

我们的青年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因此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总是追求个人的满足,凡是能使自己满足的就相信,不能使自己满足的就不相信。从前有句广告流行语:‘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正好可以代表这一代青年的价值观。

但是,当他们所追求的都得到时,却还是感觉非常空虚,好像什么也没有。这是因为人不光有肉体,还有灵魂,仅是满足物质生活的贪欲,而缺少精神、灵性的生活,当然会觉得空虚。所以,无论是宗教界人士、教育界人士或是为人父母者,都应该重视如何使我们年轻的一代,在追求物质生活之余,也能够找寻精神的价值、灵性的生活,这样的发展,才能够成为一个‘完人’—健全的人。

现在的青年好像对社会不满意,有很多的埋怨,却不想办法去改善、改造。所以,我要奉劝年轻的一代,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不要去看政治、社会、教育的黑暗面,只要把自身的小蜡烛点亮起来,就有改变的契机。就像在一个黑暗的大厅,人一走进来很可能就被桌椅绊倒了。假使你把小蜡烛点亮起来,就可以辨别方向,不至于跌倒。

譬如选举时,我们经常批评许多候选人的缺点,最后可能就索性不去投票,反正没有一个是中意的。假使是抱持这种消极的态度,那些人可能还是会当选,因为自有支持他的群众。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投给将来可能对社会、选民的服务和贡献比较大的一位。没有十全十美的候选人,至少将票投给缺点少而优点多的人。

现在我们的家庭、社会和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是非之心。因此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慢慢建立是非之心。所谓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良知,如王阳明先生所说:‘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父母应该要让孩子从小在家庭里学会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让他的良知常常清明。而学校的教育也不能光是传授知识,还要培养他真正的判断力,让他在现代社会这么多新奇的事物、环境,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之中,能够判断什么是正确和不正确的?什么是善和恶?让他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与独立选择的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所以,我希望年轻的朋友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能够追求精神价值、灵性生活,并且能够有一个明辨善恶的良知。

疾病与信仰

问:枢机主教曾在文章里写道:‘您相信天主让您生病是有计划的。’而您也提及,从宗教上看来,死亡降临是天主的一种恩赐。这让我们非常佩服您的洒脱。请问您所相信天主的计划是什么?其中的美意为何?

单: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有一个天主存在,而《圣经》为它下的定义,就是爱。‘God is Love’,天主是爱。所以我的信仰核心是一个‘爱’字。

天主是无限的大爱,因着大爱,它创造了宇宙。而爱是愿意分施,所以它把自己的所有分施给别人,这是大公无私的爱。当我们人类堕落时,它因着大爱,想办法降生成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看得到它、摸得到它、听得到它。耶稣既是真天主也是真人,同时在它身上,人性和天主性接轨了,而这也就是超越中国古圣先贤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极致。

中国古圣先贤所谓的‘天人合一’,是指人在思言行为、待人接物各方面,皆能合乎天意、天理与天时,但是天主所计划的天人合一,是让天主性与人性完全密切地结合为一,成为真天主而又真人的耶稣基督。这项结合,把我们的人性提升了,使我们能够成为天主的子女,同时也把它永恒的生命与我们现世短暂的生命接轨了。因为这样,当我面对死亡时,便感觉到我的生命已经跟天主的生命接轨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分享了天主永恒的生命。死亡像一个隧道,在隧道的这边是现世的生命,另一边是永恒的生命,当我们走出隧道,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生命是同一个生命,只是有变化。如同毛毛虫,它吃树叶长大,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结蛹,最后蜕变成蝴蝶。但它是毛毛虫的时候、蛹的时候,以及蝴蝶的时候,都是同一个生命,不然它就死了,不会再有变化。虽然是同一个生命,但是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完全不同:毛毛虫吃的是树叶,变成蝴蝶以后,树叶对它来说再也没有吸引力了,它所追求的是花蜜,并且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

人也是一样,因着天主的大爱,让我们与它的生命接轨。可能有人会问,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永远都一样多无聊!会不会厌烦啊?但是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爱里面,被爱、付出爱,过充满爱的生活。而天主是爱,它的生命也是爱,进入永恒的生命,就像是一条鱼跳进汪洋大海里,我们完全被天主无限的大爱所包围,并且得到了满足。在爱里,你不会觉得无聊,也不会觉得时间漫长。

所谓时间,是用人的想像来认知的。事实上,时间是什么?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我们用钟表来计算,把它分成二十四个小时;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是三百六十五天,我们称为一年,但是,在地球、太阳还没有形成之前,时间是什么?所以,永恒是另外一个世界,没办法用人的想法和语言来描绘。将来的永生也是一样。

我的信仰就是爱,爱可以解决一切,化解所有的遭遇和困难。而我认为我的生病是天主的计划,是因为我的信仰。我对神的态度不是敬鬼神而远之,因为神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或是跟它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完全是‘person to person’、‘personal relationship’,很亲密的一种关系。我祈祷,而神就在我心里,跟我很接近。祈祷并非光是向神祈求,我也不必向它要求什么,我只愿知道它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它是无限的大爱,它所愿意的、它所喜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每天祈祷,遇到变故时也祈祷,祈祷天主,让我了解它的旨意,我愿意完全承行它的旨意,它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修道六十多年,从没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都是听教会安排,因为我看到这背后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原本我退休以后,想要随心所欲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天主说:‘等一等!我还有别的计划!’也就是让我得到癌症。刚开始,我有些震惊,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因为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后来我就祈祷,我问天主:‘愿意我做什么?我现在又老又病,还能够做什么呢?’在祈祷反省半个钟头以后,心情就平静了下来。我感觉到,这是天主的一个计划、一个恩赐,它愿意给又老又病的我一个使命感,来为别人做一点事,让我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能够完成它托付给我的使命。

所以我想,它是要我用宗教信仰来面对疾病、接受疾病,不但不排斥它,还要把它当成守护我的‘小天使’,时时刻刻提醒我:‘人生赛跑已经快到终点,要分秒必争,努力向前冲刺,利用生命最后的每分每秒来帮助人。’

上个月我参加一场研讨会,共有一百多位肿瘤科医生参加,其中有四位专家发表了论文,每个人报告二十分钟,说明他们怎么样用药物来治疗癌症患者,而患者接受治疗以后,寿命能延长多少等等,并且沿用了国外的相关资料,表格列得很清楚。后来他们总结,癌症病患平均可活四个月左右,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但是,据说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被吓死的,因为一听是癌症,就像是被判了死刑,非常震惊,无法接受,也逃脱不了,最后都失望了。去年我就有三个朋友,在得病后还不到四个月就去世了。

这时候我想,有那么多患了癌症的病人,特别是癌症末期的患者,许多人一得知之后就完全失望了,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一点求生的欲望也没有。而天主给我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在面对死亡时,如何用宗教信仰来超越它,同时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让家属、病人,甚至是医生,都能够受益。因为,虽然医生专治癌症,但是他们没有亲身生此病的经验,就像我的主治医师给我服用新药后,就常常会问我:‘你今天感觉如何?吃了药以后,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的信仰常常告诉我,每一样事情都不是偶发的,其中一定有天主的旨意。

问:谢谢枢机主教分享自己对生病及生死的豁达态度,我们也很想知道圣严师父的感受。您曾经谈起自己的病情,态度也与一般人相当不同。

就佛家的因果观念来说,请教您会如何看待这次的病情?您又是如何转念来接受这样的结果?您有没有沮丧过呢?

师:从单纯的因果观来看生病,是非常消极的,好像是我过去做了什么坏事,现在要受生病的果报。虽然这种解释法不能说错,但也不尽然正确。

譬如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上度众生,但是他的一生之中,经历很多的苦难;又如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取经,一路历经八十余难,难道这是因果业报吗?是因为他过去做了坏事,所以这一世要遭受苦难的果报?

另外,我们也看到,历史上有许多高僧,都是从艰苦之中走出来的。有位古德曾说:‘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这就是说,对佛教的修行人而言,不论是发愿成佛或者成为一名高僧,都必须经过苦难的试炼,许多例子皆是如此。

刚过世不久的印顺法师,他十多岁起即患了结核病,一生都是在吃药打针中度过,跟医药结了不解之缘。但是也因为经常害病,体力孱弱,因此专志投入于佛经和学问的研究,最后在佛学上有相当高的成就。

我的一生虽然比不上他们,却因为生长在战争不断的时代和环境中,所以我的一生也都是苦难。我一出生就不健康,到了五、六岁还不会讲话,在八、九岁之后才开始读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中学和大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最后到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这段期间,我的健康情况仍旧不佳。

不论是到日本或是到美国,我都是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地努力。当时佛教界并没有栽培人才的概念,因为本身没有人,也没有力量。而我见到佛教如此衰微,只有鞭策自己更努力,同时我也发愿,我自己未能读大学,但是将来我要办大学,使得所有的出家人都有学位。

以这个过程而言,是因为过去我做了坏事,所以要惩罚我吗?不是的。我很感恩这一生有此际遇、有此一生,感恩佛菩萨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让我有机会奉献。

我三十多岁时已经写了很多书,这几十年来,即使再忙、再累,每年还是会写几本书,所以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一百多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果吗?其实是佛菩萨给我的使命,也是我自己从小发的愿心。

我从小就有一个愿心,我想‘佛法这么好,知道的人这么少,误解的人却这么多!’因此我要竭尽所能把我所知道的佛法的好处、佛法的智慧,传播、分享给全世界的人。可是我的所知、所能非常有限,所以必须充实自己、加强自己,让自己具有传播佛法、分享佛法的能力。就像刚才枢机主教所讲的,点亮一支小蜡烛,能够照亮空间,让自己走路无碍,也让在空间里的其他人得到明亮。

因此,我的愿心就是,把佛法的好处、把佛法的智慧,分享给全世界的人。这几年来我提倡用‘心灵环保’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希望世上所有苦难的人,都能分享到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力量。有的人是将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光普照出去,有的人则是被照耀。我不是希望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佛教徒,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要关怀这个世界,把佛法的好处分享出去,帮助世人减少烦恼,即使是减少一点点也很好。

因此,我这一生走来,虽然多病、虽然艰苦,总是充满感恩。大家知道我的肾功能出了问题,现在必须定期洗肾;我也曾在死亡边缘徘徊,在鬼门关前走了几回,而现在我还能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心愿未了。我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法鼓大学建起来。当我的病况一度危急的时候,我向佛菩萨祷告:‘如果我的责任已了,没有需要我做的事,那就让我随时走吧,如果佛菩萨还希望我完成任务,那就让我活下来吧。’结果我活下来了,而我的愿望,就是要把法鼓大学建起来。以我目前来讲,死亡或活着并无所谓,但是,活着是佛菩萨给我的责任、给我的使命、给我的任务,我还是要全力以赴地活,活得有精神、有活力。

刚才枢机主教说,死亡以后,就跟天主的大爱在一起,与神接通;而我死亡以后,则是跟三世一切诸佛同一个生命、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国土、同一个世界,那我还有什么好求的?现在的我很渺小,时间很有限,能够帮助的人也不多;而我死了之后,则不仅是在台湾,不仅是在这个地球、宇宙,而是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如此一来,什么地方需要我,我就去!什么时间需要我出使命,我就去!在无限的时空之中,有无限的众生需要帮助与度化,只要哪个地方的缘成熟了,我就去!这就是我的因果观。

因果小的,会在小的时空范围里运转;因果大的,则没有时空的观念,没有时空的关系。并不一定是说,我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希望再到地球上来享福报,这不是真正佛法的观念,因为这样的时空范围太小。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只有无限大的愿心,以及慈悲和智慧的功能,要广度一切众生。

真正的自由

问:最后请教两位大师,您们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遗憾?或是觉得还没有做,需要更努力去完成的事?另外,全世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都是生荣死哀,两位毕生都主持过许多次丧礼,见证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请问两位要如何安排自己的‘最后一程’?希望所有关心您们,爱您们的人如何参与?

单:当然,活着一天,就有事情做,常常没办法把所有的事都完成。不过,我认为自己只是天主的一个工具,来把它的大爱和关怀分施给别人,实际上,做的是天主自己,无论任何事业,它都是主动者。所以,尽人事,听天命,天主既然给我一个工作、一个使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做,至于成功与失败,我倒是不在乎。祈祷的时候,我常常向天主说:‘天主,这是的事啊,愿意完成就完成,不愿意完成也没关系;愿意由我完成也好,愿意让别人完成也好。’所以,成功不必在我。

譬如,我们在高雄有一个‘真福山’计划,其中包含五个大计划——安老院:为了因应现代社会老化,很多老人没有子女、子女外出工作或者出国,所以需要有人照顾;孤儿院:现在离婚率非常高,离婚的年轻父母为了再婚,所以不愿意带小孩,而这些孩子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爱,没有家庭温暖,甚至有些孩子长大了想要报复,这些情况将来会成为社会很大的问题与负担。因此,我们想办法提供他们一个温暖而充满爱心的环境,让他们长大。另外一个计划,是为了提供原住民或一般青年职前训练,而建设一座活动中心。因为原住民的社会和大都市的社会差异很大,许多原住民到都市以后,常常遇到很多困难。而原住民普遍来说都很单纯,一旦到了五光十色的大环境里,很容易迷失,甚至有许多女孩子被卖到不正当的场所。所以我们希望运用这个中心,除了给予职前训练之外,还能让他们了解并学习如何应付这个复杂的社会,以及新的环境。除此之外,也要为一般社会青年或学生提供生命教育,让他们能够了解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目标,与生命的意义,能够享受真正满足又丰富的人生,才不会生活过得迷迷糊糊的,甚至轻生。

此外,还有两个修道院:一个是专为修女们兴建的隐修院,让修女不用出门,专修祈祷,也为别人祈祷,但是可以让别人去看她们,给予别人一些关于宗教、精神方面的辅导;另一个则是专门培育神父、修士们的修道院。

为了这五个大计划,一共买了二十八甲地,环境很漂亮,是个不太高、独立的小山头,小山上有一块相当平整的台地,原本是用来种植凤梨等植物。最初买地的时候还没有问题,我们请了一家建筑公司做整体规画。但是到了第二年,忽然来了几个大台风,造成有些山坡地流失,以及种种其他的问题,致使政府颁订新法令,禁止在水源区一公里内开辟山坡地。

那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可以先斩后奏,盖了再说。有很多山坡地建筑都是这样,甚至有的连地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还不是盖了以后就地合法,或者是象征性地花点钱,把它买回来,何况这是你们的地!’但是,我认为我们是教会人士,不能领着头犯法,还是要等政府法令修改了再说。果然,最近法令已经在修改了,我们也又开始进行了。

不过,自从我开始买地、进行规画,一直到退休,我这一等,就等了十五、六年!所以我感觉到,假使天主不愿意让这个计划在我手上成功,那么在别人手上成功也很好,成功不必在我。现在我的继任人正继续在做这个工作。

至于是否有还没完成、挂心的事?其实,现在我必须做几个选择:譬如,我写过很多文章,假使整理起来,大概可以出版十几本书。不过,这是次要的事,而且别人也可以帮我处理,所以我还是把‘人’摆在第一位。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所剩时间不多,我感觉关心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愿意把我的信仰、天主大爱的种子洒遍全台湾。

为此,我举办了一项‘生命告别之旅’,从去年(二○○七年)八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五十多场大型的生命告别会。曾有人建议我,‘生命告别’这个名称太伤感,建议我改一改。我觉得没什么好伤感的,因为我有宗教信仰,所以面对死亡时,就只想和大家谈一谈我的人生经验和思惟,我活了八十多岁,对人生算是有相当多的体验了。

有许多团体邀请我,到目前为止,我先后去了十四所大学、八所监狱,还有一些天主教教区与其他宗教团体。会以这三种单位为优先选择,是因为大学有许多领导社会、提升社会,能使社会向前发展的学者、专家等知识分子,假使这些领导社会发展的人,能够真正接受大公无私的爱,用爱心来带领社会、带领国家,领导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不光只是注重物质方面,还会重视精神和灵性的生活。

而监狱里关着许多因杀人、偷盗、抢劫等案件而入狱的受刑人,我去的八所监狱,都是全台湾最大的。台湾目前的受刑人约有五万多人,台中监狱是最大的一所,在减刑前有六千多人,减刑后还有四千六百多人。假使他们能够有一点改变,出狱后走向正途,我们的社会就会更祥和。最后,之所以选择宗教界,是因为任何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社会教化的责任,大家若能建立共识,一定能共同发挥更大的功能。所以我选择将‘生命告别之旅’当作优先。

也有人问我,这么东西南北来回地跑,到处演讲,感觉累不累连我自己的主治医师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我时,也很担心。我告诉他们:‘刚开始治疗的时候,你们给了我四个半月的寿命,那段时间里我全听你们的,吃药、回诊我都配合,也没四处走动;但是这以后的时间就是我赚的了,我可以自由利用。’许多医生们都感觉奇怪,怎么一年半过去了,我还能够到处去演讲?我说,除了按时吃药、接受治疗,最大的支持力量,还是我的宗教信仰。所以,我常有做不完的事情、未了的心愿。不过,我也很放心,我只是天主的一个工具,它愿意用我也好,不用我也没有关系。我常常是准备好了要去见天主。

问:您在文章里提到,您把医疗交给医生,把调养交给自己,甚至说死后愿意化身为有机肥料,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这让我们非常敬佩,请教您的想法是什么?

单:得知罹患癌症后,我做了一次祈祷,我想,时间到了,该离开这个世界了,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我不会自杀,也不会不治疗。首先,我把病交给医生,告诉医生我会是最合作的病人,该怎么治疗,我全力配合。第二是关于饮食调养的问题,要自己注意照顾自己,照医生嘱咐按时吃药。我是修道人,过去和大家一样都是吃大锅饭,别人吃什么,就跟大家一起吃。不过,生病以后,我看了一些中医、西医的书,书中提到,癌细胞喜欢吃动物性蛋白,假使吃肉,它就发展得快;假使吃素,因为癌细胞不太喜欢植物性蛋白,就会发展得比较慢。所以我现在尽量吃水果、蔬菜,在饮食方面做了一些改变。

至于我死后,还能够对台湾做什么贡献呢?就是把身体交给台湾,埋在台湾的土地里,做成有机肥料。另外,我已经写好遗嘱,希望我的葬礼非常简单,棺木要用穷人的、最薄的,或是火葬用的棺材;鲜花、挽联一概婉拒;棺木上只要放一本《圣经》,其他的都不要。我连出殡时的讲道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怕别人歌功颂德,假使无心中得罪了人,之后没人替我向别人请求原谅,所以我也事先录好音,到时直接播放就可以了。

我是个出家人,跟圣严法师一样,没有自己的财产,我最宝贵的财产,就是我的信仰,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爱’字。因为天主是爱,所以我希望把爱的种子、爱的信仰送给我的朋友们。最后,把我的生命、我的灵魂交给天主。这是我的遗嘱,也是祝福。

师:有人问过我,这一生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如果马上死了,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对我来讲,我曾经犯过无数的错,但这不是遗憾,因为无知,所以犯了错。而我不会再去犯曾经犯过的错,也就没有遗憾了。

至于有没有想要做而还没完成的事?的确是有无数的事想做,却还没做。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会推出一项社会运动,例如,我们率先对于民间大拜拜、大烧香、大烧纸钱或大放鞭炮等习俗提出改革,过去台湾民间常见从一村吃过一村,从这个镇吃到那个镇的大拜拜习俗等情况,现在都已经渐渐减少了。

另外,几年前还推动一项‘心’五四运动,就是从‘心’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主张。像现在社会上普遍知道的‘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或是‘四要’: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能要、该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等等。我们这个团体里有几十万人经常在用,成为日常必需的一种生活方法。

去年,我们推出‘心六伦’运动。因为中国古代的‘五伦’,在今日社会已经不适用,有些观念显得八股、守旧,新世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大概不容易接受,所以我们透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来推广‘心六伦’运动。

今年,我们则倡导‘好愿在人间’运动,呼吁大家一起来许好愿、做好事、转好运。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并不是仅仅推动一段时期就够了,而是要持续、普遍地推广下去。

这个世间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在我的心中,我的愿是无穷的,只要对社会是好的,是社会需要的,我都愿意去做,一项一项地做。若是我个人无法做的,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在我这一生做不完的,希望再来人间继续推动,继续广邀大众一起参与。所以,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但是我的心愿永远是无穷的!

至于死后,我希望与佛菩萨在一起,之后,若是佛菩萨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或许这也是随着我的心愿而去。而我往生以后,别人对我做任何评论,这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刚才枢机主教说,死后不希望有人送花,不希望有人歌功颂德,也不希望铺张、追悼。在过去,罗光主教往生,我去凭吊时,看到他的棺木停在一个大厅里,其余什么也没有,这是个非常好的示范。但是在佛教界,过去有些例子显得比较铺张,灵堂布置得富丽堂皇,并且举办追思、传供。传供就是集合很多长老法师来供养十道斋菜,然后一道一道地传,可说是身后哀荣了。但是我死后,这些都不要。

我早已预立遗嘱,而且经过律师和法院的公证;我个人没有财产,我的着作归属于教团;我的遗体用薄薄的木板封钉就可以了,火化以后,既不设牌位、不立碑、不建坟,也不需要盖一个骨灰塔来占位置。

法鼓山上有一处‘台北县立金山环保生命园区’,是一座植葬公园,这是由法鼓山捐地给台北县政府,再由台北县政府交由法鼓山管理维护。所谓植葬,就是把骨灰分成好几分,分别放入散在公园各处已经凿好的几个地穴之中,这样就不会让后人执着地认为,某块地方是自己眷属或亲人的。

不论任何宗教或民族,只要愿意把骨灰植葬在这个公园里,我们都接受,而且植葬的过程中,也不会有宗教仪式。到公园来的人,不准献花、烧纸、烧香,或是点蜡烛,就只是凭吊。其实人死了以后,就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或许暂时会有人记得,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人们就忘掉了。过去厚葬的作法并不文明,也不经济,非常浪费,即使你有个很大的坟墓,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还是会被忘记,例如秦始皇等君主,他们的坟墓现在只是变成观光景点,而不是真正去纪念他。

现在,法鼓山上的环保生命园区才开放没多久,已经有几十位往生者植葬了,十年以后,可能会有数千人以上。如果有人来凭吊,那就数千人一起凭吊了。未来,我的骨灰也会植葬在这个公园中,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处,所以我死了以后,骨灰也可以做为肥料,因为公园四周种了绿竹,将来还可以生产绿竹笋,而骨灰也就变成肥料了。

因此,我的想法跟枢机主教非常类似,希望我们的做法能形成一种风气,也希望日后能够有名人或高僧大德一起这么做,让我们的社会真正走向一个文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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