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创立于陈、隋之交，兴盛于唐、宋之际，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宗派，掀开了中国佛教的新纪元。本宗与后起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等并称中国佛教“大乘八宗”，又与法相、华严合称“教下三家”。

一、宗名

天台宗亦称“天台家”、“天台教”、“天台教观”、“天台宗教”等，在日本又称“天台法华宗”、“法华宗”。简称“台宗”、“台教”。近世以来，学术界又将以天台宗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称之为“天台学”、“天台教学”或“天台佛学”。

“天台宗”一名的使用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隋末唐初灌顶大师述、明旷录的《天台八教大意》卷尾所云：“谨案天台一宗，略论旨趣。究其始末，余文广寻。”但一般认为正式使用这一名称的，是台宗九祖、中唐湛然大师在其《法华经大意》所云：“将释此一部妙典二十八品多有诸家，今暂归天台宗”。

本宗的得名由来有二说：一、以人得名。元代蒙润《天台四教仪集注》卷一载：“天台，山名也。……此山即（智者）大师栖身入寂之所。盖以西方风俗，称名为尊，此土避名为敬，故以此处显其人也。复以人命宗，则天台为宗矣。”即谓因本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常居浙江天台山，世称“天台大师”，故而“以人命宗”。二、以山得名。日本镰仓时代凝然《八宗纲要》卷下载：“问：何故名天台宗？答：从山为名，此宗从彼山而起故也。”

根据汉语工具书《辞源》，“台”和“臺”本是两个独立并行的汉字。“天台宗”的“台”读作“tāi”（胎），与“臺”（tái）是音义有别、不容混淆的。在传统佛典的书面行文中，便能清楚地鉴别这一点。因此，在应用繁体汉字时，不可将“天台山”、“天台宗”误作“天臺山”、“天臺宗”。

二、宗史

天台宗从法统源流的角度，建立了始从印度迦叶（初祖），中经龙树（十三祖），终至师子比丘（二十三祖）的“金口相承”谱系；从思想传承的角度，厘定了上起印度龙树（高祖），下启北齐慧文（二祖）、南岳慧思（三祖）、天台智者（四祖）的“今师相承”谱系。

南宋志磐大师在《佛祖统纪》卷六对天台宗在中国的早期师资传承作了如下概括：“北齐尊者，宿禀自然，不俟亲承，冥悟龙树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为心观，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净六根，复以授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华》，乃复开拓鸿业，以名一家。”

古印度著名圣哲龙树菩萨（约3世纪），向有“千部论师”之誉，其代表作有《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中国北齐时代“独步河淮”的高僧慧文大师（约6 世纪）因读《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和《中论》（卷四）“三是偈”，朗然冥悟“一心三观”之理，从而奠定了台宗思想基石和遥尊龙树的宗谱体系。三祖慧思大师（515~577）得二祖慧文观心之法，定慧双修，顿悟法华三昧，阐发“诸法实相”之说，于河南大苏山授法智者，遂有“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的美谈。

四祖智者大师（538~598）从学慧思门下8年，因持诵《法华经》而“照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深蒙印可。先后弘法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瓦官寺、光宅寺、天台山修禅寺、当阳（在今湖北）玉泉寺等处，居天台山凡十余年，受陈、隋二朝礼敬，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以“五重玄义” 解《法华》经题，以“四意消文”释《法华》经文，以“五略十广”述圆顿止观，弟子灌顶记录整理为《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各10卷，号称“天台三大部”，并以“灵山亲承，大苏妙悟，三昧所修，纵辩而说”的卓越修证赢得了“东土小释迦”的美誉，从而使中国佛教天台宗得以正式建立。

五祖章安灌顶大师（561~632）结集了智者一生的绝大部分著作，独得智祖心传，是台宗史上无可替代的功臣。此后，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三代相承，仅能默传止观，承前启后而已。直至九祖荆溪湛然大师（711~782）出，方在华严、法相、南宗禅等异军突起的教界，盛弘台教于东南，著天台三大部注疏90卷，及《金刚錍》、《止观义例》等名篇，高扬智者之学，评议诸家之失，迎来了中国台宗史上的第一次中兴。

湛然传弟子道邃、行满和大学士梁肃。时日本请益僧最澄（767~822）渡海入唐，于天台山求法于道邃、行满二师，并于台州（在今浙江）龙兴寺从顺晓大师学密。次年归国，于京都比睿山建延历寺，创立日本天台宗，并奠定了“止观业”（天台）与“遮那业”（真言）兼学并融的“台密”法门。

天台宗历经唐末“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的摧残，大量教典湮灭佚传，台宗的义学研究随之失去活力。十五祖螺溪羲寂大师（919~988）不忍教门衰微，通过德韶国师促成敬信三宝的吴越王钱俶遣使往高丽、日本访求天台教典，遂有高丽僧人谛观于建隆二年（961）奉命护送教典入宋，终使台教遗籍重返故国。羲寂传弟子义通，义通传知礼、遵式二师，天台宗迎来了二次中兴。

十七祖四明知礼大师（960~1028），居明州（今浙江宁波）延庆院，将智者传世的天台五小部予以精心注释，一生讲学、修忏、著述不倦，宋真宗赐号法智大师。时因羲寂同门志因的弟子晤恩（912~986）著《金光明玄义发挥记》，否定《金光明玄义》广本是智者的真作，在观行上主张“真心观”；知礼应同学之请著《金光明经释难扶宗记》予以批驳，认为广本不伪，主张“妄心观”；从而引发了一场往返7年、历时40载的“山家山外之诤”。知礼门下有弟子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史称“四明三家”，弘传知礼的“山家”学说，发扬光大，成为天台正统；其中尤以南屏系的车溪择卿、湛堂性澄诸师最为杰出。而以晤恩、源清、庆昭、智圆等为代表的学说被斥为偏而不纯，贬称“山外”，其势力终告衰竭。但此后台宗学人日趋偏重教理而忽视观行，止观之道渐废。

11世纪末，高丽“佑世僧统”义天（1009~1101）入宋求法，礼十九祖慈辩从谏大师秉承台教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归国后创建高丽国清寺，弘传天台教义，被尊为韩国台宗始祖。

元明以来，天台宗虽无唐宋两朝的建树与辉煌，诸如撰《天台传佛心印记》的怀则、著《天台四教仪集注》的蒙润等台宗义学高僧亦渐乏其人，但台宗寺刹已广布江南，并在佛教界全然确立了“凡讲教义者，不离天台、贤首（华严）”的基本格局。明代末叶，二十九祖百松真觉大师（1537~1589）面对日见式微的台宗法运，与门人幽溪传灯大师（1554~1628）起而振兴，一时称盛。灵峰澫益大师（1599~1655）继二公芳踪，以过人天资，“私淑台宗”，著述丰盈，力倡“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之旨，学者云从，号为“灵峰派”。

四十三祖谛闲大师（1858~1932），住持宁波观宗寺，创观宗学舍，办《弘法社刊》，讲经育僧，泽被南北，时称“教海老龙”，座下俊杰倍出，成为近现代台宗复兴之祖，法脉绵延，影响深远。

三、宗典

天台宗所主要依据的经论原典，唐代湛然大师曾在《止观义例》卷上作过一段著名的提示：“一家教门远禀佛经……所用义旨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上述四部要典分别是：《妙法莲华经》（7卷。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100卷。后秦·鸠摩罗什译）、《大般涅槃经》（40卷。北凉·昙无谶译）和《大品般若经》（27卷。后秦·鸠摩罗什译）。

为天台宗所重视和频繁援用的，尚有《金光明经》（4卷。北凉·昙无谶译）、《维摩诘经》（3卷。后秦·鸠摩罗什译）、《仁王般若经》（2卷。后秦·鸠摩罗什译）、《华严经》（60卷。东晋·佛驮跋陀罗译）、《菩萨璎珞本业经》（2卷。后秦·竺佛念译）、《无量义经》（1卷。北齐·昙摩伽陀耶舍译）、《观普贤菩萨行法经》（1卷。南朝宋·昙摩密多译）、《思益梵天所问经》（4卷。后秦·鸠摩罗什译）等汉译佛典。虽然部帙众多，但若论要中之要，《止观义例》在阐述《摩诃止观》时指出：“散引诸文，该乎一代；文体正意，唯归二经：一依《法华》本迹显实，二依《涅槃》扶律显常，以此二经同醍醐故。”

天台宗的立宗之作，是智者大师的“天台三大部”：

一、《法华经玄义》10卷。权威注释为湛然《法华经玄义释籖》20卷。

二、《法华经文句》10卷。权威注释为湛然《法华经文句记》30卷。

三、《摩诃止观》10卷。权威注释为湛然《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40卷。

在传统意义上与“三大部”齐名的，是智者的“天台五小部”：

一、《观音玄义》2卷。权威注释为知礼《观音玄义记》4卷。

二、《观音义疏》2卷。权威注释为知礼《观音义疏记》4卷。

三、《金光明经玄义》2卷。权威注释为知礼《金光明玄义拾遗记》6卷。

四、《金光明经文句》6卷。权威注释为知礼《金光明经文句记》12卷。

五、《观无量寿佛经疏》1卷。权威注释为知礼《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6卷。

在台宗“依教起行”的要典中，除了阐述天台极致“圆顿止观”的《摩诃止观》，还有智者阐述“渐次止观”的《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10卷和阐述“不定止观”的《六妙法门》1卷。上述三书完备地表达了“天台三种止观”的观行法则，而智者《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童蒙止观》）1卷则是公认的止观基础读本。

此外，集中阐释天台判教思想的是智者《四教义》12卷；高度概括天台教观架构的是湛然《始终心要》1卷287字；详尽记载台宗人文历史的是志磬《佛祖统记》54卷；全面反映台宗仪规教制的是自庆《增修教苑清规》3卷。

北宋天圣二年（1024），通过杭州天竺寺慈云遵式大师（964~1032）的奏请，仁宗皇帝御准35部、145卷“天台教文”入藏。遵式亲撰《天台教部随函目录》1卷，为之分类编次，略述提要。这是历史上天台宗典籍首次编入《大藏经》。

天台宗传统的入门要籍约有3种：

一、《天台八教大意》1卷。隋·灌顶述。未见注释。

二、《天台四教仪》1卷。宋·谛观录。权威注释为元代蒙润《天台四教仪集注》10卷。

三、《教观纲宗》1卷。明·澫益述。权威注释为民国静修《教观纲宗科释》1册。

四、宗义

天台的一宗大纲，可以总括为“教相门”和“观心门”。前者是以“五时八教”、“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后者是以“四种三昧”、“五科方便”、“十乘观法”为主导的实践体系。表现在“天台三大部”，则《法华玄义》与《法华文句》侧重于“教门”，《摩诃止观》侧重于“观门”。

天台宗历来以“解行并进，教观双美”著称，故明代澫益大师在《教观纲宗》开篇强调：“佛祖之道，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指出理论（教）与实践（观）是诸佛历祖自行化他的要道，只有教理与观行的高度统一，修证才能步入正轨，教法也才能得以弘传，否则“有教无观”是空洞无益的，而“有观无教”则是非常危险的。

天台宗的教相门，首先体现在创造性地完成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主张。宋代谛观大师在《天台四教仪》中赞美说：“天台智者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了南北朝时期，译经、讲经、注经之风极一时之盛，对整体佛法的分析与认识亦见仁见智，争鸣不一。智者大师对此前最有代表性的“南三北七”十家判教说进行纵横辩难，依据《华严经·性起品》的“三照”、《涅槃经·梵行品》的“五味”、《法华经·信解品》的“父子五喻”，对整体佛教从形式到内容给予全面的归纳与诠释，将释迦世尊一生说法划分为五个时期，通称“五时”：

一、华严时，二、阿含时，三、方等时，四、般若时，五、法华涅槃时。

在“五时”中，认定第五“法华涅槃时”为佛说法的最高最圆之时。在一般情况下，依循上述五时次第说法的，称为“别五时”；而在特殊情况下，佛陀不受时段次序制约，随机说法的，称为“通五时”。

认为佛陀五时说法的教化形式和法义内容各有四种，即从应机施教的形式而言，可以归纳为“化仪四教”；从应机说法的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化法四教”，合称“八教”：

化仪四教：一、顿教，二、渐教，三、秘密教，四、不定教。

化法四教：一、藏教，二、通教，三、别教，四、圆教。

上述顿、渐、秘密、不定“四教”只能对应五时中的前四时，而法华涅槃时超然于“化仪”之外，故称“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藏、通、别、圆“四教”全面涵盖、对应五时，立论精密而灵活，比之“化仪四教”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天台教观的各个领域。

此外，智者还在《法华玄义》卷一提出过“三种教相”（一、根性融不融相；二、化导始终不始终相；三、师弟远近不远近相）的判教观，从根机、佛意、本迹三个角度论证了《法华》“唯一佛乘”的超拔地位。

天台宗所要认知和悟入的最高真理，是佛在《法华经》中所开演的“诸法实相”义。这既是天台宗的终极目标，也被认为是全体佛法的根本归趣。围绕着这一宗旨，发展、构建了“三谛圆融”的真理论和“一念三千”的实相论两重基本命题。

“三谛圆融”是智者以慧文大师所悟的“一心三观”为基础，说明“空、假、中”是对任何同一事物的三个方面的认识：凡事物皆由因缘聚合而生，没有永恒、固定的实体，称为“空”；事物变异无常的客观存在，称为“假”；空与假只是事物的共相与别相，是一体的两面，是统一的，称为“中”。由于空、假、中所表达的状态是一切事物天然具有的真实本性，故称“三谛”；由于三者间不可分离，没有前后，互容互具，名异体同，故称“圆融”。

以认识主体的“一心”和认识对象的“三谛”为基点，以发起“一心三观”、照见“一心三谛”、成就“一心三智”而构成的“三谛圆融”思想，代表了认识的极致和天台圆教的根本精神。

“一念三千”是智者教观思想的最高成就，被湛然大师称为“终穷究竟极说”。它建立于《法华经》“十如是”、《华严经》“十法界”、《大智度论》“三种世间”所组配起来的“三千诸法”的基础上，说明主观微细的“一念”，足以圆融客观广大的“三千”。同时，由于“一念”具足了无限大的“三千”，所以“三千”当下即是“一念”的本身，“一念”也就自然从“能观”的主体，转换为“所观”的客体对境，即圆顿止观中的“不可思议境”。“一念三千”体现了“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摩诃止观》卷五上）的相即相融思想，最终将“一念心”与“三千诸法”归结、统一于“实相”之理。

“三千诸法”是法界圣凡、宇宙万有的总称，无论诸佛、众生，现前一念心中已本来具足万有，圆满无缺，名为“理具三千”或“性具三千”；由于一念之心三千具足，故能随缘生起万象，名为“事造三千”。“理具、事造”两重三千互为依存，同归一念，反映了事物存在、发生的内在原理，是天台“一念三千”思想的又一精彩之处。

天台宗从“诸法实相”的“诸法”（现象）与“实相”（本质）既相互依存、又对立统一的“当体相即”立场出发，提出了“性具实相”说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的本有体性天然地具足了实相，由于“实相”与“诸法”是同一性的，所以“性具实相”亦可称之为“性具诸法”。

将“性具实相”的观点应用到佛性领域，就出现了著名的“性具善恶”说，也就是智者在《观音玄义》卷上说的：“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认为站在“性具”的角度，众生与诸佛平等不二，凡圣的差异只在于修为的善恶不同。湛然大师进一步发挥智者“色心不二”之义，兼采《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思想，极具震憾地提出了“无情有性”的主张，使得台宗佛性论大放异彩。

天台宗建立“教、观”二门，强调“双美”、“并进”，但归结处是“以观为本”。教的存在，完全是为指导观行和证成观行服务的。宋代灵芝元照大师在为《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所作的序文中说：“台教宗部虽繁，要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议天台教。故入道者不可不学，学者不可不修”。知礼大师在《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说的更为直截：“盖一家教行皆以观心为要，皆自观心而发。”因而，上述“三谛圆融”、“一念三千”的理论始终贯穿于“观心门”的表里，融合为“止观双修”的方法论，使台宗从抽象的“实相”思辨出发，最终又回归到真切的“实相”境界之中；故二者既有理论教相的属性，又有止观行法的特征。

天台宗的“观心门”将大乘佛教修行实践的类形归纳为“四种三昧”：

一、常坐三昧，二、常行三昧，三、半行半坐三昧，四、非行非坐三昧。

从中含括了坐禅、绕行、念佛、奉师、受戒、说经、旋咒、思维、烧香、请圣、供养、礼拜、忏悔、诵经等各种修持形式，而最终统一于“止观”。

为一般台宗学人所遵行的，是“半行半坐三昧”，具体分为“方等三昧”和“法华三昧”两种，往往通过修习《方等三昧行法》和《法华三昧忏仪》加以实践。“四种三昧”的最高形式是“非行非坐三昧”，智者《请观音忏法》即为此而设，但一般是指学人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拘时间、地点、形式的念念“历缘对境”反观心源，最终契入实相，故亦称“随自意三昧”、“觉意三昧”。

贯穿“四种三昧”的预修阶段，是“五科方便”；正修阶段，是“十乘观法”。故湛然大师在《止观大意》卷首“略述教观门户大概”中明示：“今家教门……消释诸经，皆以五重玄解、十义融通；观法，乃用五科方便、十乘轨行。”

“五科方便”是正修止观者所必须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共计5类25项，依次关联递进，通称“二十五方便”，别称“远方便”：

一、具五缘，二、呵五欲，三、弃五盖，四、调五事，五、行五法。

“十乘观法”是台宗“圆顿止观”的“正修”主体，由第一项“正观”和其余九项“助观”构成：

一、观不可思议境，二、发真正菩提心，三、善巧安心，四、破法遍，五、识通塞，六、道品调适，七，对治助开，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无法爱。

修“十乘观法”的客观对境，理论上共有十种，通称“正观十境”，相对于二十五方便而别称“近方便”：

一、阴界入境，二、烦恼境，三、病患境，四、业相境，五、魔事境，六、禅定境，七、诸见境，八、增上慢境，九、二乘境，十、菩萨境。

其核心观境是与凡夫息息相关的“阴界入境”，尤其是观“五阴”中的“识心”。其余九境，皆随修行者根机不同、所呈现的境界不同，以定观与不观。

众生现前的“一念”之心，圆满具足宇宙万有的“三千诸法”，故此神奇的一念称为“不可思议境”；能观此微细一念具足无限广大“三千”而又当体具足空、假、中三谛，明悟“色从心造，全体是心”之理，即名“观不可思议境”。上根行人仗此妙观，即破无明，是“十乘观法”的主体所在。中根行人则需续修第二乘“发真正菩提心”或累继修至第七乘“对治助开”才能得益。下根行人，直需修完十乘，方得利益。

虽然凡夫与诸佛在本性上一体不二，但现实中凡夫依教起行终至成佛，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修证过程，天台宗把这一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称之为“六即佛”：

一、理即，二、名字即，三、观行即，四、相似即，五、分证即，六、究竟即。

上述“六即”圆满含摄了从五品弟子位、六根清净位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等由凡至圣的一切阶位。以“六而常即”，说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免学人自卑不前；以“即而常六”，告诫“理可顿悟，事须渐修”，以免学人轻狂自大，从而纠正偏颇，行于中道，开显本具的三德秘藏，成就自他的究竟解脱。

在二千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佛教发展进程中，厚积于河南（大苏山）、显扬于江苏（金陵）、勃发于湖北（当阳）、大成于浙江的天台宗，以其绵延的历史，丰厚的文献，缜密的判教，圆妙的哲理，完备的观行，深远的影响，以及台宗师资“解行并进”的向道风范和“崇文重教”的弘化个性，成为最足以代表中华佛教圆熟境界的一座巅峰，千载而下，弥仰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