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天下名山僧建多”，还是“天下名山僧占多”，都形象地描述了名山与佛教之间的不解之缘。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普陀山，因分别为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的道场而驰名中外，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而贵州梵净山因为弥勒菩萨道场的复兴，也成了中国佛教的又一名山。

为什么名山大都与佛教寺院及出家僧人有关联呢？实际上在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寺庙多为政府资助修建，而且大都建在都会闹市。但到了唐朝中后期道一禅师建丛林、怀海禅师立清规之后，佛教就慢慢从对社会依赖的状态，走向了相对的独立，佛寺也从原来的都会闹市慢慢转移到了相对安静的山间野林。这种转变，既为僧侣提供了优越的清修环境，也使得建有丛林的名山大川成为了净化人心的宝地。

佛教不仅注重个人清修，也不忘饶益众生。《楞严经》中讲：“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意思是，自己尚未成佛，而发愿广度众生的，便是菩萨。因众生得度因缘不同，菩萨随顺这种因缘发心也有不同。比如，文殊菩萨以大智而著称，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及观音菩萨则分别以大行、大愿、大悲而闻名，弥勒菩萨则以大慈而应世，所以又称为慈氏菩萨。《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予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弥勒菩萨带给众生的永远是欢喜与快乐。

弥勒菩萨作为一种信仰的对象，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即是一生成佛，亦即“即身成佛”），本身就已经成就了自己的净土——兜率净土。因此，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信仰阿弥陀，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两种最主要的净土信仰。尽管自唐朝以后，由于昙鸾、道绰和善导大师的弘扬，弥陀信仰日益兴盛，弥勒信仰的影响渐渐衰弱，但弥勒净土信仰的思想内涵对当今佛教的复兴乃至人类社会风气的改善仍然有莫大的裨益。

首先，弥勒信仰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及完整的实践体系为背景。在佛教史上，虔诚信仰弥勒净土的高僧大德们，如印度的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戒贤论师，以及中国的玄奘大师、窥基大师乃至近代的太虚大师、慈航菩萨，都是志于弘扬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教理之发端，来源于弥勒菩萨为无著菩萨等宣讲《瑜伽师地论》等5部论典。之后，弥勒菩萨的学说，通过无著和世亲菩萨，一直传到护法和戒贤论师，再通过前去西域取经的玄奘大师传入中国，至其弟子窥基大师，最终形成了中土的唯识宗。瑜伽行派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两个主流之一，另一个主流是中观派。中观派以文殊菩萨为祖师，对应“深见”；瑜伽行派以弥勒菩萨为祖师，对应“广行”。也就是说，瑜伽行派的主旨在于激发学人通过行菩萨行来改变周遭的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命本身。但遗憾的是，印度的瑜伽行派传到中国以后所形成的唯识宗，在窥基大师之后，只传了慧沼大师、智周大师两代就消亡了，直到1000余年后的民国初年，才又开始复兴。在复兴唯识学的诸大德中，太虚大师的努力尤其值得重视。太虚大师融汇中土各宗于慈宗，不但在教理上做了疏通，更重要的是与弥勒菩萨在此世界救度众生的本愿结合起来，提出了以教理、教制、教产革命为核心的佛教革命主张，恢复了佛教的生机与活力，也为后来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弥勒净土信仰以构建人间净土为归趣。从弥勒净土信仰的主要两部经典《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略称《佛说弥勒上生经》）以及《佛说弥勒下生经》可以知道，完整的弥勒净土分为两个部分：即兜率净土与人间净土。兜率净土位居欲界第4层天，即兜率天内院，是作为一生补处菩萨在降生人间成佛前所居之处，弥勒菩萨在此为众生讲说佛法。根据《佛说弥勒上生经》的描述，兜率净土是一个极其清净庄严的地方，凡生此净土者，皆可亲闻弥勒菩萨讲经说法。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往生兜率净土者，将来还会随弥勒菩萨重新降临人间，成就清净圆满的人间净土，这便是弥勒净土信仰的归趣，同时也是弥勒菩萨的本愿。这一点在《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中曾明确提到。由此可见，当人间贪嗔痴诸恶净化，并成就十善社会时，会感得弥勒菩萨降世，并在人间成佛，广做饶益有情的事业。

弥勒净土信仰这种成就人间净土的归趣，为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思想源泉与理论基础。太虚大师本人更是笃信弥勒净土，在现世人间积极行持菩萨道，为营造五戒十善的社会基础，迎接弥勒菩萨降世，最终成就人间净土而不懈努力。

在汉传佛教史上，唯识宗曾因理论精深、体系严密而无法在以注重生命直觉体悟为主要特征的中土传播开来。但时过境迁，当今是一个注重理性与实证的时代，这也为复兴唯识宗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同时，现今社会日趋全球化的特点，使得个体生命的提升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越来越紧密相连、相互交融。个体生命的每一点努力，都会成为未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甚深因缘。个体生命圆满之日，就是人间净土成就之时，这就是弥勒净土信仰为人类提供的最美好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