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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们要做义工的义工》

星云法师  2010/08/03  繁體字  大字体  护眼色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著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庞克族”、“原宿族”、“无壳蜗牛族”、“顶客族”等等名词纷纷出笼。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那里。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著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救国团的《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记得每次他一来,浆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哑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中央党部社工会主任,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记得那时,我经常如同书僮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画。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画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佛教里,鬼子母因为佛陀令僧众为她施食供养,所以后来成了佛教的护法神;关云长由于智者大师为他说法安心,是以发愿生生世世守护伽蓝。可见要“做义工的义工”,固然必须为他们服务,更重要的是要设身处地,为对方切身的需要考虑周全。记得翁松山先生当年在宜兰时,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学徒,我见他极其聪明,所以请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经常去他工作的场地,在旁建议指导,赠送各类相关艺术书籍,并且买机票邀他到欧洲考察,当他的旅游向导,观摩各国艺术技术,现在佛光山许多殿堂的庄严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杰作,他也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艺术家。

阿娇女士有心为佛教做事,碍于家庭经济不佳,必须在外兼职赚钱谋生,我知道了以后,为她设法安家。如今她不仅申请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师姑,而且每天发心烹煮美食供养大众。

永均宁可辞去朝山会馆馆长之职,为我驾车,经常不分昼夜,南来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车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开车枯燥,撑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许多话题和他闲聊。一回一答中,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载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几百万里的路程。因为他常听我的说话、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已当上佛光山人事监院,而且胜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给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考量他们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军队中说,“带兵要带心”,所谓带心就是最好做他的义工。我认为如果要感激别人为你工作,为你忙碌,并不是表面上寒暄虚应,物质往来,而是从内心付出真诚的体贴、关怀,为他解决问题,给予种种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缘才能维持长久。

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那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作“义工”了。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的计划筹备,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代价--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著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时期,我挑著担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有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著灯笼,为其引导安单,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著打灯笼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

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

庆诸禅师在沩山座下担任米头,

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

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

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

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

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

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

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著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庄严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间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四年来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学校附近护送学童过马路的“爱心妈妈”,不知获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医院里帮忙排队挂号的义工,不知协助过多少老年病患;到偏远地区为人义诊的“友爱服务队”,不知解决多少贫苦人家无钱就医的问题;在万丈红尘中设立的“读书会”,不知带动多少家庭共创书香社会。其他诸如植树救水源活动、净化人心七诫运动、特殊学生游艺会、废纸回收保护环境活动、到监狱戒毒村帮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会员义工的积极推动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民风日益恶化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百万人的佛学会考,光是义工就有三万多人。

近年来,我常收到各地来鸿,有的感谢佛光会的善行义举,有的邀请佛光会共同协办公益活动。对于真正有益于大众的事情,不管大小钜细,我一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辞;至于一些赞美过誉,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们不过是在做“穿针引线”的“义工”,将各种好因好缘结合在一起,为开创人间净土而尽一份力量罢了。

一些事业有成的信徒常对我说:等到将来退休以后,要来佛光山当义工,服务大众。其实做“义工”不必寄望于未来,此时此刻,就可以实践菩萨道的“义工”精神,以四摄六度利乐有情。有心服务大众,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许,作个不“退”转菩萨、不“休”息菩萨。人身难得,胜缘难再,把握当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广结善缘,人生岂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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